要了解该案的这一实质方面，需注意如下情况：1．就职权范围而言，朱素明案的二审法院认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为立法法第83条所说的同一机关，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审理此案应该适用的法律的行为，侵犯了按宪法第67条规定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具有法院适用宪法的性质。
我国还未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保护私权利的作用还没能清楚地显现出来，但我们从其他国家的判例中能看到这种作用。公民对《草案》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很正常，这些意见可再经整理和分类做成不同选项报请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按法定程序做最后定夺。
这两种解释方法的特点大体上可以被文本解释方法所包容，故本文将它们合并为一项。直接透过私法领域内各项规定的媒介，基本权利的法内涵成了客观规范，在私法中伸展开来。13年前，邓小平都对那些被‘姓社姓资牵着鼻子走的人提出批评，13年后，难道我们还要整天纠缠在‘姓社姓资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吗？[61]这种说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宪法的财产保护条款强调不同主体的财产地位不同的情况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虽然有能力通过和公布按照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实行平等保护原则拟定的物权法，但终归会给人以相当程度的违宪操作的印象，会让人感到宪法怎么规定无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想怎么立法就怎么立法，从而很不利于在中国落实依宪治国的法治原则。[34]历史解释讲求结合制宪或修宪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来解释宪法有关条款或有关词语的含义。
[3]我与巩教授并无私交，只是6年前某日因巩教授来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持一场硕士生答辩会，我与自己所在的法理教研室的同事曾与他一起餐叙。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宣布有关的州法和特许无效，从而维护了吉本斯的商业利益和相应私权利。在第三单元的发言中，埃及国家理事会办公室主任泰穆尔•穆斯塔夫•卡麦尔（Mr.Taimour Mostafa-Kamel）介绍到，埃及宪法有1919年宪法、1923年宪法、1932年宪法和1971年宪法等。
在瑞士，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趋势是并存的。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卡尔•施密特，但是，施密特确实讲清楚了一下东西，主要是构建了一个宪法制定的秩序框架，规定了宪法中的一些东西不得修改。所以，讨论宪法更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寻求一下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视角。所以，宪法在适用过程中，对宪法的解释很重要。
在今天看来，诸如人民主权、国家主权这样的问题仍然很有意思。在瑞士，由公民通过会议的方式来形成宪法性权力，并以此作为宪法修改的基础。
国家应当持消极的态度，应当平等对待每一种宗教。人们在谈论制定新宪法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忘记了现行宪法的具体条文是干什么的，哪些条文对于保障基本权利是有效的，很容易对现行宪法采取一种整体上轻视或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在理论上不可取的态度。政府通常会以各种手段和借口来为其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辩护，所以，对政府侵犯基本权利的防范是宪法修改的重点。联系方式：0086-10-64064114。
应当减少对代表候选人提名条件的限制，让更多的普通公民进入代表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意愿。从宪法审查的功能来看，如果宪法修正实质性地侵犯了基本人权，并且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或国际社会的干预，这是应当考虑让司法有权介入宪法修改的。挪威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做法值得关注。这是我们这次圆桌会议的重要意义所在。
圆桌会议第三单元的主题是在民主程序中起草宪法。为什么需要修改1982年宪法呢?主要是1982年宪法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更多地倾向于国家。
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阿里•吕尔奎•阿兹拉克（Prof. Ali Ülkü Azrak,University of Istanbul）在地方分权主题讲演中指出，1982年第9条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民主代表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确实很严重。
例如，目前挪威逐渐给予了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一定的资助，而一些政党也试图控制某些性质的教会，这些问题都影响到宗教信仰自由。目前需要重新定义法律、选举、司法等等概念，给未来的埃及提供一整套法律依据。至于那些所谓的宪法修改，实际上对现代民主制度构成了巨大破坏。第三就是宪法性机构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舒尔坦•耶第特沛（Prof. Sultan Üzeltürk,Yeditepe University, Istanbul ）指出：从1961宪法到1982宪法，行政机关的功能设计得并不是很好，行政机关的行为去法律化的倾向凸显，行政扩权问题严重。另外，象在美国，全球化民主趋势的影响也在逐渐加大。
第二种是宪法修改和宪法变迁被限制在宪法自身的持续性中，这种修改后所发生的变化只有宪法专家能够觉察到。在实践中，有的国家宪法承认了宪法修正可以受宪法审查，有的国家宪法没有规定。
实际上,在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要保持很好的协调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是说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晰。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如果宪法修改中充满了争议，实际上可以通过欧洲人权法院和欧盟法院的途径来审查，然后再来影响国内法院对宪法修改的争议内容进行审查。
宪法修正应当采用反映多数人意志的方法，例如全民公决、两届议会的审议等，应当给予公众参与更多讨论的时间。社会契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支点，但是如何实现社会契约，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做法，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讨论。
1961年、1982年宪法规定是一样的。在新宪法中确立了联邦政府在协调各州以及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通过宪法来限制权力的作用效果也是有限的。但是，近年来世界各地宪法修改中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宪法修改受到了暴力、革命和占领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违反宪法制定和修改应当遵循的民主精神。
当下，不仅政府有修改宪法的意愿，一些政党对宪法修改也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当然，法院既要有权审查明显存在争议的宪法修改，也不能过度审查，这里有一个政治与法律之间的界限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布里基大学教授斯贝勒•因赛奥古（Prof. Sibel İnceoğlu, 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以司法独立为题，指出土耳其宪法中的司法独立问题还有许多方面需要通过宪法修改加以完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大学伊巴拉姆•卡伯路教授（Prof. Ibrahim Kaboğlu）在总结性发言中指出：在土耳其政治制度中，确实有10%左右的政党无法在议会中获得席位。
安卡拉大学瑟林•埃森（Prof. Selin Esen, Ankara University）在主题为世俗主义的发言中指出，目前土耳其宪法修改中谈到世俗主义时应当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目前阶段1971年宪法已经停止生效，而只有60条过渡性宪法宣言起着根本法的作用，这反映了过渡时期的特点。
1982年宪法第4条和第24条规定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原则，这意味着国家对待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的人都是平等的。美尔太教授认为，土耳其目前宪法规定反对党可以就立法修改问题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反对党的权利。例如国王就不可能象200年前那样行使权力，这些权力必须由法院、议会和政府来行使，当然不是由法院独家享有。其次是一些监督性的机构，例如议会督察专员制度是否要纳入选举程序。
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个60条的过渡性宪法宣言，并规定军事委员会将负责过渡期的各项工作。另一个问题是，个人与政府都会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但是，宪法的本意可能不在防范个人侵犯权利的行为，而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
伊斯坦布尔大学南兹•卡福苏古鲁（Prof. Naz Çavuşoğlu, University of Istanbul）指出，公民问题涉及面很广，有宪法上的公民制度，也有多元化意义上的公民制度。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准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政治家们是不可靠的，议会又无权这样做。
但是，由于土耳其历史上没有总统制方面成功的经验，所以，如果采用总统制，究竟是采取德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现在存有很大的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国内与国际标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21世纪初制定的新宪法能够既符合土耳其的实际情况，同时又能符合国际潮流。
